在已经过去的10月份，接连发生的三起“弑师案”引发了社会的持续热议。10月4日，山西朔州23岁的教师郝旭东被学生李某捅死在教室；10月21日，浙江缙云31岁的女教师潘伟仙被学生丁某掐死在家访途中；10月28日，中国政法大学43岁的教授程春明被本校学生付某用菜刀砍死在讲台上。

　　这些案件是因为“弑师”才引起关注，但联想到2004年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锤杀4名同学，2006年陕西渭南11岁学生用斧子砸死74岁的奶奶，我们更应关注的问题在于，作为正在受教育者的学生何以暴虐至此？

　　马加爵事件发生后，人们普遍将悲剧归因于学校和社会对大学生心理干预不够及时有效。此次中国政法大学发生“弑师事件”后，人们首先想到的同样是去查找凶手档案中的心理测试记录。问题是，记录表明这名学生的心理并无异常之处。心理干预或是解读问题的一个视角，但我们更应追问，这些学生在遭遇心理问题时何以选择最极端的手段。动辄试图置人于死地，流露出的是视他人生命为草芥的残忍，而敬畏生命恰恰是最基本的人生教育。

　　固然可以从社会不良影响的维度上去寻找种种解脱的理由，但是学生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是正在接受教育的人，学校和老师有义务向他们传输敬畏生命的意识。在极端的杀人事件之外，无论是清华学子刘海洋以硫酸泼熊，还是中国矿业大学学生用铊向同学投毒，都说明了这种生命意识的匮乏。当大地震过后，人们曾热议过教会学生逃生的问题。但是，逃生显然不是生命教育的全部，爱惜自己的生命、尊重他人的生命，这才是生命意识的精华。当中国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疲于应付各种考试和证书的时候，生命教育被浮躁的烟尘掩盖已久。

　　“弑师”的震惊，来源于人们对于老师本应幸免于难的想当然。中国自古有“天地君亲师”以及“一日为师终生为父”的说法，老师在传统心理格局中的地位可见一斑。然而，当一个学生已然成为杀人者的时候，不敬天地、无君无父的癫狂者，又岂能将老师排除在施暴的范围之外？

　　师道尊严的沦落，却也是不争的事实。于教育内部而言，种种看似宏观的改革措施，实际上一直在围绕课程与分数打转转，教书育人的使命已经简化为教书本身，传道、授业、解惑的古训已经异化为授业一枝独秀。老师与学生之间丧失了心灵沟通的机制和环境，和谐的师生关系也就无从谈起。一些改革还将对教师的评价权完全交由学生行使，并加以末位淘汰的威逼，教师更多地是满足学生的要求，而不是真正地行使教育的职责。

　　“弑师案”对所有人而言，都是彻底的悲剧。避免悲剧的重演，更应着眼于遏制学生漠视生命的“重重杀机”。师德尊严的重建亦是紧迫的议题，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，答案与药方都要返回教育体制的改革中去寻找。